[xi] 参见王锴：《论备案审查结果的溯及力——以合宪性审查为例》，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6期。
当违宪审查机关认为该规范性文件违宪，可以废止依据此无效规范作出的司法裁判。例如规范性文件被撤销导致合同无效，已经支付的合同价款是否被取消？王锴教授提及该种情况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态度有所不同，前期认为不会影响民事关系，但后期认为只有对民事关系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时才不影响。
如果上位法被有权机关撤销和修改，应该溯及至所有依据该法制定的下位法，从理论上看相关的下位法应从上位法被撤销或修改之日起无效。不提起，就不溯及的规则。[xiv]但是，因为该司法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是违宪的，由此引起了人们对该司法裁判效力的质疑。非洲很多国家的宪法都强调，违宪性、违法性宣告如果不利于司法裁判的被告，则不具有溯及力，体现出强烈的有利于被告的判断标准。[xxix]存在的问题是，原法律规范被撤销或者需要修改，在立法机关制定新法或修改之前，再审是否应该等待新法并依据新法进行审判？王锴教授提出，如果一个规范被宣告与宪法不一致，实际上是要求立法者进行新的规定，那么这将导致再审变得没有意义。
如《葡萄牙宪法》第282条第3款规定：已经审理并作出裁判的案件仍然有效。不是笔者纠结于文字游戏，而是学者们在讨论这一溯及力问题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不能含混不清。在这一意义上，每个权利相当于每个义务。
这些法律条款标志着我国行政委托制度的重大发展，标志着行政机关间委托制度的建立。[26]前注[19]，室井力主编书，第281页。[26]但是，对特别法依据要件不能仅仅从形式上看，还要从规定内容上判断是否存在行政职权的转移。[76]参见前注[3]，刘以贵案。
在梁训茂案判决中终审法院认为，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被告，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7条的规定具有相对集中行政强制权。[40]该条第1款规定：对违反森林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决定。
全部行政处罚权或行政许可权相对于特定行政机关的全部事权而言，仅仅是部分事权。法律效果的归属，决定着由它所实施行政行为引发的一审行政案件是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还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对过程意义上的全部或主要部分行政许可权、行政处罚权，特别法是可以规定委托的。如前所述，行政机关间的委托包括事务委托和职权委托。
这主要是针对社会组织的要求。只要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着创造另一个规范的方式，而且在某种范围内，还决定着后者的内容，那么，法律就调整着它自己的创造[55]，才会有统一的法治。[59]高效原则要求行政职权的委托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因此在有必要时可以设定上级机关或相关部门为受委托机关。《烟草专卖法》（1991，已修正）第16条规定，县级工商部门根据上一级烟草专卖部门的委托，审批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法院基于诉讼证据的非职权主义，对被告的认定往往不得不借助于有限的证据进行推定，因而又需要发展出一整套叠床架屋的被告推定规则。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拍卖许可权委托海口市、三亚市的主管部门，将演出经纪机构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权委托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行政处罚法》（1996）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实施行政处罚。执法权下沉到底的改革属于事权的纵向配置，穿透了单行法关于县级以上主管部门执法的底限。
这两个要件上的欠缺，对外并不影响代理或委任关系的成立，是可以通过认定加以补救的。公权力主体及其代理者代表着公共利益，但毋庸讳言，它们也发展出了自身利益。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二）行政机关间委托的出现 我国法律上早就有行政机关间委托的规定。[78]参见前注[11]，第21、23条。这是因为，第一条路径的修法只能解决行政职权的部分纵向转移，第二条路径即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制度既可适用于行政机关间行政职权的纵向转移，又可以适用于行政机关间行政职权的横向转移。
在职权委托中只有将法律效果归属于受委托行政机关，行政合作才能达成。对行政机关间的事务委托来说，基于行政职权没有通过委托转移，确实需要遵守民事委托的规则，把法律效果归属于委托行政机关。
义务主体违反了所负的义务就成了责任主体，因而法律责任的主体和法律义务的主体也是同一的。在日本，如果职权的全部委任或主要部分的委任导致委任机关不复存在的，则该委任因违反权限分配原则而不被承认。
1.受委托组织的适当性。[52]参见前注[45]，许安标等书，第149页。
另一方面，30多年来行政委托制度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结构，要兼容职权委托就需要改革。并且，相较于立法的普遍性规定，职权委托制度使得行政机关可以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转移其部分职权、转移给谁，从而避免执法权下沉给没有承接能力的乡级政府所遇到的困境。[7]［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基于委任，受委任机关可以持续地实施行政行为。
[27]参见朱如云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再199号行政裁定书。执法权下沉到乡级政府系行政职权的转移，且由承继职权的乡级政府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因而无法通过行政助手技术加以解释。
[73]参见上海蝶球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995号行政裁定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撰文、著书指出，该条中的交由既可以是下放权力、授权，也可以是委托。
[32]因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完全符合行政机关间职权委托的四个要件。在行政审判实务中，有的把行政职权转移区分为职权继受和职权更替，认为职权继受系因原行政机关终止，职权更替仅限于职权变更，从而分别认定法律效果的归属。
《森林法》后经多次修正，其委托条款一直得以保留。2018年中办、国办曾发出三份通知，要求深化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的一级执法和综合执法改革。[18]［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行政处罚法》第21条规定了受委托组织的条件，包括受委托组织的公益性、工作人员的资格以及专业能力。
两部法律的特别法授权条款就是对单行立法中规定行政委托的开放和授权，尤其为低位阶的法规和规章合法地规定行政委托提供了法律依据。特别法对职权委托的规定应遵守相应规则，包括委托对象须为行政机关、委托权限的部分性和不得再委托。
[36]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要求将县级主管部门与公众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权以及部分行政执法权下沉到底即转移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职权委托与民事代理以及基于民事代理原理的事务委托不同，导致了行政职权从委托机关转移到受委托机关。
[70]自行政诉讼双被告制度实施以来，行政机关往往通过委托或变相委托，经受委托组织或机关对被诉行为的自认，规避行政诉讼被告。[80]《洋山保税港区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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